【pg電子·(中國)娛樂官方網站】通往夏朝的道路

　　記者：徐鵬遠

　　發于2023.10.30總第111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1950年的通往夏天，歷史學家顧頡剛開始動筆撰寫自傳。夏朝在追憶起中山大學的通往pg電子·(中國)娛樂官方網站往事時，他寫下這樣一句話：“我一生第一次碰到的夏朝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p>

　　那是通往1927年的4月，擔任中大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的夏朝魯迅，因為不滿校方聘用顧頡剛而負氣辭職，通往還引發了學生罷課。夏朝在這以前，通往魯迅對顧頡剛嫌惡甚久，夏朝即使是通往寫給愛人許廣平的信中，也總是夏朝忍不住捎帶幾句奚落之語。經此一事，通往累積的夏朝矛盾爆發成為了知識界的一樁公案，沸沸揚揚一直鬧到《中央日報》上，通往甚至差點對簿公堂。雖然官司最終不了了之，但過節并未消弭，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年，魯迅還不忘在小說中創造一個紅鼻、口吃的鳥頭先生，借以暗諷顧頡剛。

　　魯顧二人的恩怨，很大程度上緣于派系紛爭和私人誤會，卻也不乏觀念上的齟齬。在寫給鄭振鐸的一封信中，魯迅曾直截了當地說過：“他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故事‘辨’成沒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倍谀瞧独硭分?，鳥頭先生最為滑稽的一幕，同樣出現在其急赤白臉地宣揚 “禹是一條蟲，鯀是一條魚”的學說時。很明顯，魯迅此處揶揄的仍是顧頡剛的《古史辨》。

　　《古史辨》第一冊中收錄著一篇題為《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后文簡稱《論古史書》)的文章，最初發表于1923年第九期的《讀書雜志》，文中根據《說文》釋義推測禹可能最初只是一種神靈動物，流傳到后來才成了夏的始祖。此文即出，舉世嘩然，就連顧頡剛自己都在晚年的回述中稱其為“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盡管幾年之后，他通過《答柳翼謀先生》一文和《古史辨》第二冊的自序，申明自己放棄了這一假設，但對于過往文獻涉及夏史人物及事跡多出自后人編造的觀點仍舊堅持。與此同時，由這顆原子彈引爆的一場疑古運動也已蔚然成風，成為中國現代史學的一股生猛力量。

　　標新立異的pg電子·(中國)娛樂官方網站“夏史偽造論”石破天驚，反對的聲音必然接踵而至，魯迅不過是其中之一。彼時的許多人都覺得，這些疑古派簡直是“著了魔”，“竟敢把一座圣廟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對此，顧頡剛作出過駁斥，還扔下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回應：“奉勸諸君，還是到這些遺址中做發掘的工作，檢出真實的證據給我們瞧罷！”

　　當然，支持者也大有人在，昔日的北大舍友傅斯年就是一個?！墩摴攀窌钒l表的時候，傅斯年尚在柏林留學，讀罷之后寫了一封極長的信給顧頡剛，稱贊其“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說包含著“科學家精神”，“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1927年，也正是他作為中大文科學長，不睬魯迅的反對，堅持向顧頡剛發出了任教邀請。

　　1928年，當傅斯年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時，顧頡剛又出任了籌備委員會委員。半年后，史語所成立，當月便在河南安陽挖下了屬于中國考古學的重要一鏟，“層累的古史”真正地開始經受實證的檢驗與重建。

　　美好的誤解

　　史語所在安陽的試掘，敲開了通往上古歷史的一道密門。一年后，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李濟接手了正式組建的考古組，率隊展開對遺址的全面探索。

　　三年前，李濟剛剛創造過一個意義重大的紀錄。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的經費資助下，他在山西夏縣的西陰村進行了一個半月的田野工作，發掘出一處新石器時期的遺存。這是中國學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科學考古，被后世譽為“西陰奠基，澤滋百世”。

　　有關李濟這次開創性發掘的選址，后世給予過諸多推測。比如其子李光漠便在追述父親治學生涯的瑣記中說：“一者因史籍中載有堯都在平陽、舜都在蒲坂、禹都在安邑，全都在山西的西南部，而考古工作并不能完全脫離紙上的史料載籍?！庇行W者的看法更加明確。在《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興起》一書中，廣西師范大學教授陳洪波說：“中國考古第一鍬落在山西，實在并非偶然?！诉@個遺址面積較大之外，最主要的是因為西陰村所在的夏縣是傳說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李濟看來想碰一下運氣，看是否能夠在這里找到夏的蹤跡?！睂ｉT從事夏商文化研究的張立東則干脆認為：“西陰村的發掘不僅是‘中國學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發掘’，而且是首次以探索夏文化為目的的田野工作。西陰村的發掘在夏文化探索歷程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p>

　　對于這些推測，李濟1927年寫給弗利爾美術館的《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似乎的確提供著某種印證。在這份英文報告中，他如是寫到：“西陰村的史前遺址，是1926年3月24日我和地質調查所的袁復禮先生在尋訪夏代帝王陵墓的途中發現的?！x擇西陰村這個史前遺址，主要是因為覆蓋的面積比交頭河遺址為大；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處在傳說中夏王朝——中國歷史的開創時期——的王都地區的中心?！?/p>

　　然而，這段話在后來正式出版的發掘報告《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中卻不見了蹤影。在那篇更為嚴謹翔實的考古說明中，不用說關于夏王陵墓的考證，連一句提到過夏的文字都沒有。只是在報告最后，由袁復禮執筆的一段附錄中，“禹”的身影才一閃而過：“禹王城，在西陰村西南三十五里，是一個封閉的盆地，沙沉極深，地下水平線極低，地面帶堿；相傳這地是禹王的都城……”

　　事實上在《西陰村史前的遺存》的開篇，李濟完整而明確地闡釋了考察的緣起：“近幾年來，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經證明中國北部無疑的經過了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文化的來源以及它與歷史期間中國文化的關系是我們所最要知道的?！羰且藐P于這兩點肯定的答案，我們只有把中國境內史前的遺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這種功夫，這問題是解決不了的。這個小小的懷抱就是我們挖掘那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的動機?！倍揖驮?926年3月22日第一次到達夏縣時，李濟便去尋訪了傳說中的大禹廟以及禹王后裔和許多著名大臣的陵墓，只是在他看來，僅從外表上判斷，自己“根本無法肯定這些是或者不是真正的陵墓”。

　　對于李濟的西陰村之行，探查夏都的猜想終究不過是一個美好的誤解，其實縱觀李濟的學術軌跡，不僅西陰村與夏無關，他也沒有將任何出土資料與夏之文獻進行過連接，更沒有對夏文化作出過系統的論述。甚至其在臺灣大學開設的“中國上古史”課程中，都從未包含過夏的章節。

1941年，參加彭山漢墓發掘的考古人員。從左至右為：吳金鼎、王介忱、高去尋、馮漢驥、曾昭燏、李濟、夏鼐、陳明達。圖/中新

　　這看似是一個令人費解的矛盾。關于上古史重建，李濟一向都屬于極力的倡導者，同時他并不否認夏的存在，反而認為禹“這類人物存在的可能性，顯然是很大的”。但關鍵之處正如他的學生張光直所言，在李濟的觀念中，“如果沒有考古材料，他便不提”。這并非李濟獨有的堅持，“沒有材料不出貨”是史語所同仁的共同綱領，所以這群從安陽走出的考古人沒有一個專門從事夏的研究。

　　因為要揭開這個傳說時代撲朔迷離的面紗，還需等待一個機遇，或者一次偶然。

　　邁出掘進的步伐

　　1935年，李濟在清華結識了一個年輕人，而后傾力指導、著意栽培，有心將其打造成自己的學術繼承人。僅僅十年時間，年輕人就成長為了考古界的中堅力量，后來傅斯年赴美養病，力薦時年僅37歲的他代行史語所所長之職。這個年輕人便是夏鼐。

　　1950年，拒絕了傅斯年遷臺邀請的夏鼐留在北京，就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在他的組織和支持下，1952年鄭州城區東南部的二里崗出土了大量文物和古墓，經研究確定為一處歷史比安陽還要久遠的殷商遺址，1955年規模龐大的夯土城墻又被發現，1956年二里崗遺址以西的洛達廟村也發現了一處遺址，年代早于殷商、晚于龍山文化。一切似乎都在不斷逼近著那個從未被開啟的夏之謎題。

　　在傳統的文獻記載中，夏朝雖然屢次遷都、王城眾多，但統治的中心區域始終在豫西和晉南一帶。于是1958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隊在學者安金槐的帶領下，進行了一次鋪排式的夏文化遺存調查，足跡遍及包括所謂“禹都陽城”的登封告成鎮一帶、所謂“太康居斟鄩”的鞏縣稍柴村一帶、所謂“少康都原”的濟源原上村一帶，以及傳說與夏人活動有關的偃師二里頭一帶。這次調查取得了頗為豐碩的收獲，二里頭和稍柴村均試掘出類似洛達廟遺址的遺存，原上村和告成的調查中則發現了相當于龍山文化中晚期的遺址。通過對材料的反復檢驗，安金槐愈發增強了一種信心——洛達廟遺址一期和河南龍山文化中晚期很可能就在夏文化的范疇內。對此，夏鼐在1961年主持編寫的《新中國的考古收獲》中予以了肯定。

　　就在安金槐朝向夏文化銳意掘進的同時，一位古稀之年的考古人也開始準備啟動他的夏墟探尋計劃。他叫徐旭生，早年曾留學巴黎攻讀西洋哲學，因為在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考察中國西北時擔任了中方團長而轉向古史研究，并于1932年加入北平研究院，后來成為史學研究所所長兼考古組長。

　　徐旭生曾與顧頡剛有過頻繁的交往與學術合作，但對其疑古論卻不甚認同。在他看來，“(顧氏)走得太遠，又復失真，所以頗不以他的結論為是?！睘榱颂剿骺尚诺墓攀废到y，徐旭生耗時四年將“古史上的傳說材料予以通盤的整理”，以一本力透紙背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細數了古史辨派的“五大罪狀”，并重新建構起盤庚遷殷以前的歷史基本架構。

　　1943年，著作出版后，徐旭生本來打算借實地調查進一步深化自己對傳說時代的研究，但礙于戰亂與時局，一直未能成行。直到1957年10月，他才真正開始著手準備，先通過對先秦史書中關于夏代以及同一時期有地名表述的史料記載進行統計、甄選，確定調查的區域范圍，然后草擬出具體計劃，于1958年8月遞交給了學術秘書石興邦。

　　1949年成立的中國科學院，主要以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為基礎，因此考古研究所的構成也融合了其各自下屬的兩支學術力量。由于學術背景和研究旨趣的差異，兩股人馬在治學思路與價值觀念上不盡相同。具體到徐旭生身上，就經常在一些問題的認識和判斷上，與夏鼐以及所長尹達存在分歧，甚至產生過激烈爭吵。但面對這位年長二十余歲的前輩，夏鼐和尹達還是頗為敬重的，對他的夏墟探尋也給予充分支持，將之列入了1959年上半年的田野工作報表。

　　于是那一年的4月11日，徐旭生終于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句話：“十四日啟程往河南?！边@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決定之一，也成為夏文化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決定之一。

　　發現二里頭

　　14日這天，徐旭生與助手周振華準時登上了北京開往河南的列車，輾轉一周抵達登封。對于已經71歲的徐旭生來說，前方等待著他的是一趟艱苦跋涉：在他們的調研路線上，可以借助的交通工具只有馬車和毛驢，甚至很多時候要靠雙腳徒步穿行幾十公里；至于一日三餐，無非紅薯、窩頭。

　　慶幸的是，考察的過程頗為順利。在登封，他們發現了王城崗和石羊關兩處遺址，在禹縣又找到了谷水河和閻寨兩處遺址。一個月后，他們抵達洛陽以東的偃師，試圖在高莊村尋找商代的第一個王都西亳。原本徐旭生是頗為懷疑西亳之說的，但因其為漢人舊說而未敢抹殺，又由于《乾隆偃師舊志》將地點記載得很清楚，所以決定順路進行驗證。

　　而正是這天的日記中，徐旭生留下一條關鍵性的記錄：“除酉生(注：同行的考古學家方酉生)在村中坑內得一鼎足外，余無所得。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見古代陶片。過洛河南，漸見陶片。至二里頭村飲水?！?/p>

　　在這里，他看見了“前由五類分子勞動改造時所挖水塘旁邊，殷代早期陶片極多”，并從村民那里聽說挖到陶片的范圍南北約三里許、東西更寬。一股難以抑制的興奮在其心底暗暗騰起，即使“忽聞雷聲，北方云起，大雨一陣”也無法澆滅。當晚冒雨回招待所的路上，“天黑泥大且滑”，只能“脫鞋踏泥前行”，他卻反而生出了一種“無限遼遠”的感覺。

　　這也是徐旭生一行此次考察的最后一天，翌日一早他們便返回了洛陽工作站。在原來的計劃中，他們本打算到山西再考察一個月，但因麥收季節來臨，田野工作無法進行，于是決定提前返京。

　　回到北京，徐旭生很快整理發表了《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其中在提及二里頭的發現時，寫道：“據估計此遺址范圍東西約長3~3.5公里，南北寬約1.5公里。這一遺址的遺物與鄭州洛達廟、洛陽洞乾溝的遺物性質相類似，大約屬于商代早期?！舜挝覀兛匆姶诉z址頗廣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鄉人所說不虛，那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p>

　　盡管在這份報告中，徐旭生并未將遺址與他念茲在茲的夏墟作出對接的猜想，但二里頭遺址的考古卻實實在在地由此展開了序幕。當年秋天，夏鼐便委派洛陽發掘隊趙芝荃等人對遺址進行了試掘，基本明確了遺址范圍、建立起分期框架，同時根據道路、水渠、自然村地界的實際情況，將整個遺址劃分為了9個工作區。經過兩年時間的發掘，基址的東半部被揭露，占地面積達6500平方米，這無疑表明著這里曾經矗立著一座氣魄恢弘的大型建筑。

　　1975年，基址的剩余部分也被發掘出來，這個被命名為“一號宮殿”的遺存終于露出了它的完整面容，根據推測，這里可能是一處宗廟性質的建筑。1978年，“二號宮殿”基址又被發現，另有30余處夯土基址被鉆探出來，若干座貴族墓葬被發掘，加上諸多出土的青銅容器、玉器等文物，約18000平方米的遺址已基本展現出了顯著的都邑性質。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現任隊長趙海濤將這一時期視作二里頭考古的第一階段，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正是得意于這一階段的工作，“確立了二里頭遺址作為中國早期國家都城遺存的重要學術地位”。

　　接下來的將近二十年時間，為配合當地的基礎建設，二里頭遺址進入了搶救性發掘階段。不僅進一步細化了文化分期，還在西部和北部規劃了三個新的工作區，使遺址范圍大大擴展，同時發掘了以鑄銅作坊為代表的重點遺跡，出土大量器物。進入新世紀后，“井”字形大道、中軸線格局、宮城以及祭祀區、作坊區、貴族居住和墓葬區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發現，漸趨清晰地勾勒出一個曾經真實存在過的等級有序、制度成熟的文明形態。

　　又一座王都與持久的論戰

　　在二里頭重見天日的過程中，安金槐也沒有停下探索夏文明的腳步。1975年，他再次將“禹都陽城”作為切入點，在登封告成鎮西的八方村東地進行了試掘，希望可以發現一個相當于夏代早期的龍山文化中、晚期或二里頭文化一、二期夯土城垣遺址，甚至直接找到“陽城遺址”。但現實并沒有盡如人意，所得“多是屬于商代二里崗期文化類型的遺跡和遺物，而相當于二里頭文化類型的遺跡與遺物也不多”。

　　1977年，安金槐又對八方村東北的王城崗實施鉆探，剛剛打出幾個孔眼便辨認出有類似夯土的跡象。安金槐頓時意識到腳下的土地內部可能埋藏著非同尋常的東西，遂立即安排在已鉆探的地方向下開挖了4個探方。這一回，他沒有再失望而歸。后來的簡報中，此次收獲被歸納為三項：一段夯土墻、一處尺型建筑基址的東北角，以及商代二里崗期遺址、二里頭文化類型遺址和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址的地層上下疊壓關系。

　　下半年，安金槐組織了力量繼續發掘，以求進一步了解夯土墻的南北延伸情況。結果再次令人驚喜，不但發現了河南龍山文化中晚期的城堡遺存，更于告成遺址的戰國鑄鐵作坊遺址出土了幾件陶量。在這些陶量上，清清楚楚地印著“陽城”二字的戳記，那個曾被認為只是一個神靈動物的禹，似乎正在露出一代夏王的真容。

　　7月19日，安金槐趕緊赴京向夏鼐匯報了王城崗的情況，時值“考古發掘展覽”座談會在歷史博物館召開，“陽城”的新動態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會議的焦點。于是夏鼐和國家文物局決定，在發掘現場舉辦一次更大規模的學術會議。兩個月后，“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座談會”開幕，竟然吸引了一百余人參加，遠遠超過事前的通知邀請。更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就在這次會議上，出現了一位“攪局者”——21日下午，北大考古系學者鄒衡做了兩次共六個小時的發言，認為王城崗并非屬于夏文化，真正的夏文化乃二里頭，鄭州商城才是商湯亳都。

　　盡管當年徐旭生是為尋找夏墟而發現的二里頭，然而他對遺址的推測最終卻鎖定為商朝的首個都城“亳”。這一觀點被學界稱為“西亳說”，在有關夏商分界的討論中占主流地位長達二十年。期間雖然也有如趙芝荃、方酉生、許順湛等學者提出過二里頭部分屬于夏的想法，但沒有從根本上顛覆“西亳說”，只是隨著遺址文化分期的細化，在一二期與三四期之間加了一道切割，即二里頭一二期屬于夏文化，三四期屬于商文化。而對于鄭州商城，學界廣泛接受其為商朝中期第十任君王仲丁的都城“隞”。

　　鄒衡最初也接受這兩種判斷，只是內心始終存有懷疑。經過多年對考古材料和相關文獻的全盤梳理，他在1972年形成了自己的新觀點，并于1975年完全確定下來。因此他在會上發表的長篇宏論，早就是一個醞釀斟酌許久的判斷了。

　　然而對于其他人而言，鄒衡的“鄭亳說”無疑如一場猛烈的地震，將此前建立起來的夏商文化體系盡數推翻。不過由于太過突然，現場來不及進行回應，第二天會議閉幕，也無法再做充分的討論。但此后數十年，這次“攪局”卻牽引出了一場關于夏文化認知的持久論戰。

　　隨著1983年偃師商城遺址的出土，“西亳說”陣營又在內部產生分裂，一部分學者將亳都微調到了偃師商城，使得爭論的聲音變得更加復雜。同時除了原有的兩派觀點，有些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為夏都、但三四期為商文化，有些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為夏都、只有四期為商文化，還有些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為亳都、只有一期為夏文化……

　　雖然在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夏的范圍框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卻無法化紛爭為共識。比如鄒衡直到去世前，一直強調關于夏商周時期的年代，碳14測定最多只能當作參考，決不能作為準確的年代。2002年啟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系列擬合”對年代范圍再次進行了校正，二里頭遺址從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0年被壓縮到了公元前1750年~前1520年。這一結果同樣帶來了新的爭論。社科院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社科院學部委員王震中即對此有所質疑，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新的數據“不但使得用二百多年的二里頭文化的歷年，無論如何都填不滿夏代471年這一時間范圍，而且使二里頭遺址第三期都有落入商初年代范圍的可能?！?/p>

　　可以想見，在沒有諸如文字等直接物證出現的情況下，圍繞夏文化的爭論還會持續下去。

　　好在，所有的探索和研究都在進行之中。而且無論如何，比起當年顧頡剛的質疑、李濟的慎談，關于夏的存在及其模樣，如今已經清晰和接近了許多。

　　參考資料：孫慶偉《追跡三代》《鼏宅禹跡》，郭勝強《安金槐對考古事業的貢獻》，李旻《層疊書就的學術史：二里頭考古與夏文明探索》《信而有征：中國考古學思想史上的徐旭生》，許宏《高度與情結：夏鼐關于夏商文化問題的思想軌跡》等

　　《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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