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電子官方網站】辛德勇《漢書》概說｜《漢書》的篇幅有多大？

“辛德勇《漢書》概說”系列共七篇，辛德此為第二篇。勇漢有多

說完書名再來談《漢書》的書概說漢書pg電子官方網站篇幅。

我在前面說《漢書》的篇幅篇幅是一百篇，乃是辛德本自班固自己的說法，這也便是勇漢有多前面引述過的“為春秋，考紀、書概說漢書表、篇幅志、辛德傳，勇漢有多凡百篇”那句話。書概說漢書按理說，篇幅這話講得清清楚楚，辛德不必再做什么解說了吧？其實工作比這雜亂得多，勇漢有多一會兒，書概說漢書我也說不清楚。說這問題雜亂，是雜亂在咱們現在看到的《漢書》是分為一百二十卷，而不是一百卷。

這兒面首要觸及的是“篇”和“卷”的聯系。

一般來說，在紙本書本通行之前，人間的書本，都是“書之竹帛”（《墨子·貴義》）。書于竹簡者，編連成冊，名之曰“篇”，而寫在帛上的，卷成一捆，便稱之為“卷”。古時帛貴簡賤，故簡書多而帛書少，成果就形成了古書稱篇者眾而稱卷者寡的局勢。這樣，源自簡書的稱謂辦法——“篇”就成了通行的用法，乃至東漢人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爽性直接闡釋說：“篇，書也?！?。

不過李零先生對“篇”和“卷”的解說與敝人有所不同，他認為：

古人所說的“卷”和“篇”概念不徹底相同?！捌笔前磧热萜鹩欁詾殚L短，而“卷”則是pg電子官方網站竹簡編聯成冊的一種長度標準。古人著書，能夠一篇一卷（長篇還可再分上下），也能夠數篇合抄，本無所謂長短。但（劉）向、歆校書，這個問題就比較杰出，長則一書數卷，短則數書一卷，卷與卷的重量比較挨近，才便于上架庋藏?！芭炕睂е隆皹藴驶?。（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

這樣的說法，當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咱們好像也還能夠對它的產生次第稍加追查，然后揣摩一下拙說或許也有必定道理。

竊認為單純就簡書而言，因古人作品初僅單篇別行（參看余嘉錫《古書慣例》），每一種作品寫錄于一個簡冊，此即“一篇”。否則，何故古人會用“篇”字來表明這種內容自為起訖的作品單元？我想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咱們研討前史先從淺顯的當地下手，往往會更簡單觸及史事的實質。

不過這一篇篇作品在撒播的進程中，寫者錄者就不必定將其獨自寫錄于一個簡冊之上，而是很或許會與其他作品同抄在一個簡冊之中。如果把這種作品依然單寫在一個簡冊上，這便是李零先生所說“一篇一卷”的狀況；但若是將某一作品與其他作品同抄在一個簡冊之內，這就呈現了李零先生所說“數篇合抄”的狀況。

但這兩種狀況，不管是哪一種狀況，都不阻礙古書開端的“一篇”，既是內容起訖自為一體的一個文本單元，也是一個在外在形狀上獨自存在的簡束。

像這種把某一作品與其他作品同抄在一個簡冊之上的狀況，其實后世歷朝歷代直至今日依然都很遍及，只不過更切當地說不是抄在同一簡冊上，或許是同一紙卷，同一紙本，乃至轉錄到同一個Word文件上。因此不宜用出土竹書所見兩篇以上作品書寫在同一簡冊之上的狀況來判別“篇”字的轉義。

眾所周知，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根本上便是迻錄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編著的《七略》，而咱們在《漢書·藝文志》中看到的狀況是：《藝文志》中的《六藝》《諸子》《詩賦》《兵法》諸“略”的書本，除了單個一小部分（如《詩》類）之外，大多著錄的都是篇數，而《數術》、《方技》兩略中除《山海經》一書之外，均著錄的是卷數，這表現的就應當是敝人所說簡書分“篇”、帛書作“卷”的狀況。事實上，李零先生在敘述《漢書·藝文志》所表現的前期書本的外在方式時，也說其“凡稱篇者，都是竹書；凡稱卷者，都是帛書或帛圖”（李零《蘭臺萬卷》）。

至于李零先生謂劉向、歆父子以致班固為便于上架庋藏而形成的“標準化”問題，這種狀況在必定程度上或許有，但這并不阻礙古人以一個簡冊為“一篇”的稱謂方式。所以，對與此相關的其他問題，我想仍是依照自己的觀點去解析。

班固撰著《漢書》的時分，蔡倫還沒有創造他的造紙辦法（《后漢書》之《班固傳》、《宦者列傳》）。其時盡管現已有紙，但作為書寫資料，質量很差，并不好用。世上即便有人用紙寫字兒，也是適當稀疏的。所以，他應該是把《漢書》的文稿寫在了簡冊之上。班固說這部書“凡百篇”，便是根據這一實際。依照我在上面敘述的道理，這等于說一共寫在了一百個簡冊的上面。

咱們咱們只需看過班固寫在《漢書》最終一篇的《敘傳》的內容——也便是他對《漢書》諸篇撰著旨意的闡明，都能夠很簡單地了解，其每一篇都是一個內容自為起訖的單元。但是咱們只需略一翻檢《漢書》即可清楚知悉，諸篇之間篇幅長短的距離是很大的；也便是說，這些簡冊收攏起來之后，有的較細，有的卻很粗很粗。

簡冊的篇幅，短些當然不妨閱讀，但太大了，不只握持不便利，更重要的是卷攏起來今后，簡束太粗，要想從篇首翻檢到篇末，或是到處查閱，耗時費事兒，很不便利。在簡書或帛書階段，因為簡、帛的質地相對還比較耐受沖突，所以，即便篇幅稍巨，人們也還都能夠牽強對付著看?？僧敳虃惔笃鸱倪M造紙技能，紙卷逐步替代簡帛書本之后，因紙張遠不如簡帛更耐沖突，人們就開端把那些篇幅較巨的簡帛書本一分為二。這樣，既減低了因重復翻檢給書卷形成的危害，也更便舒卷展閱。

比如《孟子》，《漢書·藝文志》著錄其書十一篇，但是這一篇數實乃兼該“中外”而言，即東漢人應劭所說“作書中外十一篇”者（應劭《習俗通義·窮通》），后世學者頗認為此“中外”之別，即古書“內篇”、“外篇”性質之異（如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七《孟子外篇》條），但是清人周廣業認為“皇帝所藏書皆謂之中，學官及民間一切皆謂之外。蓋自孝武開獻書之策，立寫書之官，凡諸子傳說皆充秘府，《七略》所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是也。劉向?！蛾套印?，稱‘有中書、太史書、臣向書〔向一切者〕、參書〔長社尉杜參，向與同校中秘書〕凡中外三十篇，定為內篇六，外篇二’，例正如此?！睹献印吩谖涞蹠r，七篇早入大內，故曰‘中’，亦言‘內’，猶今稱中秘書為內府書也。其上太史及學官所肄、子長所見本，皆止七篇。至成帝時陳農所求、劉向父子所校，續得民間本，增多四篇，以中秘所未有，故謂之‘外’。中書多古文善本，外書容有增竄，是以趙（岐）、劉（熙）作注，俱以中書為定也”（清周廣業《孟子四考》卷一《逸文考》）。所謂“子長所見本”即《史記·孟子列傳》所記“作《孟子》七篇”者，而東漢人趙岐給《孟子》作注，明言僅其間“內篇”七篇系孟子所作，其他“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與內篇類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因為徹底不靠譜，所以趙岐一揮手，就統統把這些廢物割下來扔掉了（最近在江西南昌?；韬顒①R墓發現的《齊論·知道》便是平等姿色），剩余的仍是司馬遷見到的那種七卷《孟子》本來（趙岐注《孟子》卷首《孟子題辭》）。

《師顧堂叢書》影印宋蜀刻本趙岐注《孟子》卷首《孟子題辭》。

有意思的是，趙岐日子的年代，已是在蔡倫新紙面世之后，盡管紙卷書本還遠沒有到達遍及盛行的程度，但趙氏所注《孟子》卻很前鋒地選用紙張作了書寫的載體。書寫載體的改動，再加上注解文字的添入令其篇幅又增加許多，這些狀況，促進趙岐決議將其各篇“分為上下”，這樣一來，《孟子》全書就成了二七相乘“凡一十四卷”（趙岐注《孟子》卷首《孟子題辭》），《孟子》傳世文本的卷次即由此而來。

紙張的性狀同帛片附近，故紙寫的書本就借用稱謂帛書的“卷”字來表現其外在方式的全體形狀，當然這個“卷”字也能夠用作計數的單位。

由《孟子》篇卷數目的演化，來看《漢書》的狀況，咱們也就很簡單了解其卷次增衍的緣由了。

《漢書》從一百篇到一百二十卷，中心有一個過渡階段，這便是呈現過一種一百一十五卷本，從前通行一時——《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便是這種版別。相同的版別，也見于晚唐時期日本學人編著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

在這兒，咱們看到了與《孟子》根本相同的狀況——都是由簡書的“篇”改成了紙質書本的“卷”，也都在原文的基礎上新增了注解的內容。清楚明晰，這些新增的卷次，都應該是根據相同的原因從班固百篇本來中析分出來的。事實上咱們只需看一看今本《漢書》中那些分作上、下兩卷或上、中、下三卷以致更多卷次的篇目，就會很簡單地了解這一狀況。

談到這兒，需求把話岔開一點兒，講講古書裝幀史上的一個重要器物——書帙。書帙是裹在書卷外面的包裝物，亦可稱之為“書衣”（《說文解字》）。

書帙終究產生于何時，在傳世文獻里并沒有清楚記載，出土的古代遺物中也沒有見到切當的什物。李零先生估測有簡書、帛書就有書帙，“或一帙一卷，或一帙數卷”（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這話講得有些含糊，我了解，李零先生所說的“卷”，應當包含有簡書的“篇”和帛書的“卷”。別的，曩昔馬衡先生在《我國書本準則變遷之研討》一文中也曾對書帙準則做過比較系統的論說，但所說也不行明晰。

從傳世文獻的記載這一視點調查，我更傾向書帙的行用是與紙卷書本的遍及通行同步并行的。

盡管蔡倫試制成功新的造紙辦法之后，在書寫資猜中紙張所占的份額就開端逐步增多，但直至三國時期，竹木書本仍是占有較大比重。關于這一點，湖南長沙發現的那一大批三國吳簡便是很好的證明。

進入西晉時期今后，紙張才替代簡帛而成為最主要、最遍及的書寫資料，故所謂“洛陽紙貴”的說法（《晉書·文苑傳·左思》），便是在這一時期呈現的（不過直至南朝劉宋時期，咱們仍是能夠看到在竹簡上書寫文字的狀況，如元陸友仁《吳中舊事》載“（北宋仁宗）至和中，樂安公守姑蘇日，虎丘崖下水涌出竹簡數十小片，皆朱書，有‘孝建’年號，蓋宋武時編年也。蔣穎叔自記于手稿，其孫世昌錄收之”，就顯現在必定范圍內或特定狀況下還會運用簡書）。因為從總體上說，能夠說紙卷現已全面替代了簡束，許多紙卷同納于一帙的卷帙準則也才隨之呈現（別詳拙文《“帝紀”怎樣成了榜首》，收入拙著《正史版別談》）。

那么，為什么會伴隨著紙質書、也便是紙卷書的通行而呈現書帙呢？我想這是因為不管是簡書仍是帛書，它們都要比紙卷更耐磨損，因此外裹書衣的必要性并沒有那么大。在這種狀況下，人們的作品，在分篇設卷時，盡管也要大體有個一起遵行的起伏，即李零先生所說“恐怕只能以握持之便定其大約，實際上也不是固定的”（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但這僅僅個大致的起伏，因為彼此之間各自獨立，彼此和諧以平等書卷的迫切性還沒有那么杰出。

這種新式卷帙準則在其老練時期最為遍及的慣例形狀，是在每一個書帙里盛放十卷書本，而兩種作品則不混放在同一書帙之內，又缺乏十卷的書本和十卷以上書本后邊的零頭，都獨自裝入一個書帙（別詳拙文《由梁元帝作品書目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四部分類系統》，收入拙著《前史的空間與空間的前史——我國前史地輿與地輿學史研討》）。

這樣一來，一帙之內諸卷之間的粗細均衡、也便是諸卷篇幅的長短彼此取齊，天然也就有了更大的必要性。這樣的裝幀方式，從另一個旁邊面，也增大了拆分長篇的必要性。

在后邊的論說中，我將會和咱們詳細敘述，《漢書》之附入注文，是從東晉時期開端的，而《隋書·經籍志》著錄這種一百一十五卷本乃“（漢）太山太守應劭集解”者，這并不精確。

下面咱們來看看班固百篇《漢書》被拆分的詳細狀況。同班固自己在《漢書·敘傳》里敘述的狀況比較，今本《漢書》傍邊，被后人分作兩篇的有《高帝紀》《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律歷志》《食貨志》《郊祀志》《地輿志》《司馬相如傳》《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揚雄傳》《匈奴傳》《西域傳》《外戚傳》和《敘傳》十四篇，也便是說由十四篇變成了二十八卷；分作三篇的有《王莽傳》一篇，也便是由一篇變成了三卷；分作五篇的有《五行志》一篇，也便是由一篇變成了五卷。合之，新的卷數一百二十卷較本來百篇的篇數，共增多其數二十。比照今本《漢書》，清楚明晰，咱們現在看到的文本，是在一百五十卷本的基礎上，重又析分出五卷。

在論說今本《漢書》的卷次問題時，首要需求清楚，著錄一百一十五卷本《漢書》的《隋書·經籍志》，是唐代初年根據隋人宮殿藏書目錄增刪而成（《隋書·經籍志》）。

另一方面，在傳世《漢書》文本中，相對來說，時刻較早的是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所謂景佑本《漢書》。在所謂景佑本《漢書》的署名方式中，咱們看到，其每一卷最初俱署云“秘書監上護軍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檢宋慶元本等古本《漢書》卷首的顏氏《新注漢書敘例》（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講其改題為《漢書敘例》，頗謬，別詳拙文《顏師古注的〈漢書〉叫什么名》，收入拙著《正式版別談》），可見顏師古署云“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這一作品時刻中的“重光”二字，是以所謂“歲陽”來稱謂值“辛”之年；“大呂”和“涂月”指的都是十二月。檢《舊唐書》本傳，顏師古拜秘書少監，時在貞觀七年，而在貞觀十一年，他由瑯邪縣男進爵為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繼此之后，至貞觀十五年為辛丑年，故顏師古的《漢書》注本當撰成于貞觀十五年十二月。

這意味著顏師古在注釋《漢書》時所根據的藍本，應該便是這種分作一百一十五卷的紙卷文本。

那么，為什么又會由一百一十五卷本增衍成為一百二十卷本了呢？這很簡單，簡直一切比較重要的前史革新，都不或許一步到位，需求有一個調整的進程，才干到達最合理的狀況；或許說是進入被更多的人所樂于承受的狀況。僅僅除了這一原因之外，十卷為一帙的裝幀準則，對這次重又分出的書卷數目，應當也有必定的影響——由一百一十五卷增為一百二十卷之后，正好裝滿十二個書帙。這樣寄存，會更規整。

《漢書》這第2次拆分，便是出自顏師古之手，他自己也在書中注明晰所拆分的詳細卷目——即卷五七《司馬相如傳》、卷六四《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卷八七《揚雄傳》、卷九六《西域傳》和卷一〇〇《敘傳》，這五卷書，都是一分為二。無須贅言，在前面舉述的那些新增篇目中除掉這五卷書之后，剩余來的那一十五卷書，便是初度拆分《漢書》時多分出來的書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