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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個愛情故事,不是一部女權電影
        發布時間:2024-12-29 10:42:17 編輯:泰安市立華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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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個愛情故事,不是一部女權電影


        A LOVE STORY

        相信不少朋友最近已經看過了2024年的戛納金棕櫚影片,美國導演肖恩·貝克的愛情新作《阿諾拉》。

        肖恩·貝克這位美國獨立電影導演、故事編劇以關注社會邊緣群體見長,女權聚焦于主流社會之外的電影社會癥結,表現手法細膩,不個不部充滿強烈的愛情社會關懷。

        早在其前作《佛羅里達樂園》中,故事肖恩·貝克刻畫了這樣一位女性:集舞女、女權母親、電影性工作者身份于一體。不個不部今天,愛情他在《阿諾拉》中刻畫了一位類似的故事女性:一位舞女、性工作者、女權俄羅斯移民后代。電影多種身份的疊加,是這位導演的拿手好戲。

        當然爭議也會隨之而來,在這部《阿諾拉》中尤為明顯。以主角阿諾拉的名字命名的這部《阿諾拉》是一部女權電影?還是一部表現殘酷社會階層之別的電影?有些人覺得它華麗又不乏深度,討厭它的人則覺得它俗套、剝削且虛偽。但很難否認這就是肖恩·貝克的風格。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部金棕櫚。

        I 肉體的呈現

        毀譽參半的《阿諾拉》的部分爭議來自對女主身體的大量呈現。

        與《佛羅里達樂園》通過孩童視角來隱晦表達社會底層生活不同,《阿諾拉》直面性工作者的日常,鏡頭直接、無所避諱,也因此面臨更大的倫理爭議:導演是否有意利用這種性張力?是為了展現主角生活的沉重還是迎合市場?藝術美學與倫理道德是否得到很好的平衡?

        在脫衣舞俱樂部場景中,大量展示阿諾拉身體誘惑力的鏡頭,并非失真的夸大,而是對阿諾拉一眾從業者職業場景的復刻。這個身體和《佛羅里達樂園》中被重復拍攝的消費主義重地——游樂場及其鮮艷招牌,在本質上,并無二致。


        肖恩·貝克前作《佛羅里達樂園》

        唯一的區別在于:母親和女兒只能行走在其外部,而阿諾拉,唯有將肉身化為其中最亮眼的招牌,才能進入這個欲望場所。

        同時,影片在一開始便展現了她在這份特殊職業中承受的壓力,她不僅是一個被嚴重壓縮的客體,她并不單純等同于自己的身體。




        前段以蒙太奇的方式展現阿諾拉招攬客人的場景,她和同事在休息間隙交流客人的變態舉動,她和紅發同事之間為爭奪客人產生齟齬。

        不過,問題首先出現在,藝術美學與對女性身體的符號化處理之間未能達到平衡:精美的攝影、色彩、打光、構圖,不可避免地在夜店本就色情化的氛圍之上,再次進行美化,這種美化將令鏡頭墜入消費化凝視的陷阱中。

        當然,虛浮的泡泡一直在陸續產生,也一直立即破碎掉,循環往復。例如:在迅速的轉場中,清晨回家的阿諾拉洗去舞女的妝容,回到自己的生活場景中,笑容像浮塵般被抹去,露出疲憊的底色。這種反差鏡頭互相助力,人物的無力感由此產生。



        下班后疲憊的阿諾拉

        但這里的反差不再是《佛羅里達樂園》里絢爛色彩和實際窘境之間的反差,這里的反差將涉及到女性作為商品而存在的身體,和屬于她自己的身體——這值得導演付出更為審慎的處理態度。

        由此引出另一個問題——反差鏡頭數量比例失衡:大量符號化、消費化阿諾拉身體的鏡頭組,碾壓了那些多維度展現其鮮活個性的鏡頭。這造成導演表現手法和敘事方式處在一個模棱兩可的狀態:將女主放置在一個主體、客體之間搖擺不定的狀態。原本意在揭示批判的鏡頭,由此復刻了那些壓迫機制本身,成為整個結構性問題的一部分;同時也將觀眾裹挾了進去,帶來觀看道德的混淆與困境。

        同理,阿諾拉與俄羅斯寡頭的兒子伊凡的性場面,也并非是愛情關系的色情化處理,而是前者——阿諾拉“職場表現”的延續,她依然以自己作為一個性工作者掌握的技巧,隱晦地服務于伊凡,滿足他的欲望、和他那與愛情錯位的游戲心態。當然,這完全可以是模仿阿諾拉幻想有意而為之的一種變形和偏差。但即便如此,對部分性場面過度浪漫化的處理,也讓整體敘事墜入到“先抑后揚”的套路中。

        至于影片中種種奢華揮霍的場景也存有類似的問題:它們層出不窮,充沛到荒誕的地步,荒誕到空虛感浮現,但其表現形式依然在批判和消費之間搖擺,界限模糊:影片可能通過對過度奢華的展示來批判消費主義社會的虛無、貧富的懸殊;但另一方面,這種極度展示本身可能反而在強化消費文化的吸引力,無法真正跳出它所批判的框架。







        《阿諾拉》中的奢華消費場景,對觀眾來說有趣但也迷惑性極強

        談到影片中最大的那顆“幻夢泡泡”,導演耍了一個極具戲劇張力的把戲:阿諾拉是否能維持與俄羅斯寡頭兒子的婚姻,脫離舊世界,實現“階級躍升”?這個麥高芬,就像是肖恩·貝克在《外賣》中,丁明欠高利貸的那筆800美金——丁明是否能夠在夜晚降臨之時,湊齊這筆錢,解除這個危機,成為全片最大的懸念。

        肖恩·貝克擅長運用一個很具體的麥高芬,作為解除人物悠長困境的契機,像是憑空吹出一個響亮的口哨,給予人物一個突兀急促的希望,剩下的事情,就是人物如何累死累活地去追逐這個希望。



        《外賣》由肖恩·貝克與老搭檔鄒時擎共同拍攝:這是一部描寫中國非法移民在紐約打工與生活的故事。主角丁明在影片開頭還未起床時,便遭到兩名黑幫分子闖入家中毆打,并被威脅當天必須交出偷渡到美國的高利貸費用——800美元。于是,他的一天在緊張與忙碌中開始了?!锻赓u》主演為美籍韓裔演員Charles Jang,他在《阿諾拉》中客串了拉斯維加斯酒店經理一角(圖右)。

        II “美國夢”的多個面向

        灰姑娘的故事模型到底在述說什么?靠婚姻擺脫生存危機的神話,和一次靠“雌競”突出重圍的獲勝?!栋⒅Z拉》在延續這個模型的同時,也要解構和反諷:階級跨越的夢想將遭到瓦解。

        當我們以灰姑娘阿諾拉為軸心,向她的周邊望去,會發現,除了她之外,還有很多人都在各自夢想著,匯總起來,不過是美國夢的不同面向。這些人組成了在美的俄羅斯移民社群。




        《阿諾拉》的取景地大多在布魯克林的布萊頓海灘區,這里因俄羅斯和東歐移民社區而得名“小敖德薩”。

        伊戈爾這個角色,從身份認同到財富階級看,雖然不至于有阿諾拉那么“底層”,但觀眾也不難看出他是片中唯一一個可以并愿意理解、共情阿諾拉的人選??上У氖?,導演設置的愛情元素,其實也弱化了兩人之間產生的同盟意識,也就抹殺了一部分批判感。



        伊戈爾這個角色,盡管自身也處于道德的邊緣地帶,但很大程度上有著“騎士”或“庇護者”的成分,他和《佛羅里達樂園》中的人物鮑比有著很大的重合,這是在荒涼世界中人性的一種連接,當然也并沒有實際的能力改變什么。

        同時,這個人物的存在可能也會讓不少現代女性意識覺醒的觀眾感到老套,因為他意味著影片并未打破傳統敘事結構:總有一個男人來試圖拯救落難的女性。

        如果說阿諾拉渴望著通過婚姻脫離貧窮,同時,作為俄羅斯移民后代的她,在身份認同方面也留有存疑。那么俄羅斯寡頭的兒子伊凡則與她截然不同。

        伊凡追求盲目的個性自由、幼稚的反叛表達,他渴望掙脫父母的掌控、脫離舊世界,投向新世界,對“文明的燈塔”美國充滿天真的向往。這也是為什么他在向阿諾拉提議結婚時,在兒戲般的游戲心態之余,卻流露出對成為美國人的真實向往。“我是美國人了”這句反復出現的臺詞,是肖恩·貝克刻畫人物的基本手法,用非常細微的細節一遍遍描畫,成形。

        在伊凡身上,美國夢的另一面也暴露出來:消費主義推動著他墜入極致的享樂主義,空虛接著推動他加速下墜在享樂主義中。




        有一個天真美國夢的俄羅斯富家少爺伊凡

        美國夢也有反對者——伊凡的寡頭父母,美國對他們來說,僅是自身財富流動和儲存地之一。他們自身則是俄羅斯文化的捍衛者。至于他們的奴仆托羅斯的存在,則是亞美尼亞與俄羅斯之間長期依賴關系的政治隱喻。伊戈爾,糖果店兄妹、餐廳打工仔——俄羅斯移民社群的代表,則呈現了“艱難移民”的形象。

        諷刺的是,這些底層年輕一代和伊凡居然組成“尋歡作樂小分隊”,在狂歡落幕后,“同胞”一詞盡顯其虛妄;文化共同體內,階級分化盡顯其割裂。

        而另一支小分隊,則在伊凡落跑后,自動組成,阿諾拉、托羅斯及其打手——這些不同個體和階層,暫時聯合,尋找伊凡。


        尋找伊凡小分隊

        在這個歇斯底里、焦慮的臨時團隊中,托羅斯急于找到伊凡,要將他從荒唐的錯誤中糾正過來,才能給他的父母交差;

        阿諾拉則急于找到伊凡,焦灼地等待自己的人生依然能順著這場美夢走下去。

        這場聒噪又極具戲劇張力的追逐戲,展現著美國夢的幻滅以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個體自由的虛幻。



        托羅斯這個人物的身份設置、他對伊凡的追逐尋找試圖糾正、他在快餐店對年輕人的說教、他在俄羅斯移民聚集地聲稱伊凡被綁架,種種行為都在暗示著這個人物道德和精神權威,一個持守傳統價值觀的人,試圖讓那些偏離社會規范的個體重新回歸正軌。而他攜帶“幫手”的場景也可以被理解為宗教或權威階層不僅有精神上的力量,還通過代理人(幫手)施加現實的控制與影響,凸顯出傳統權力結構的僵化和強制性。

        不過,導演對于移民的刻畫,是否有夸張化、刻板印象之嫌?這值得打一個問號。

        他的前作《外賣》采用的是紀錄片風格——一種更加自然、微觀的敘事方式。但這次他選擇了更戲劇化、夸張的表現手法,這種風格使得角色和情境有所失真,頗有些通過美國的文化濾鏡來理解和再現“他者”的意味。不知道美國移民觀眾看后會有什么樣的感受。


        在關于“一針見血”的英文用法的討論中,俄羅斯移民伊戈爾受到的嘲笑正是美國中心主義的體現之一。

        III 不是女權電影

        阿諾拉應邀來到伊凡父母的豪宅,這個鏡頭與她位于地鐵旁的廉價住房并列。沉重的大理石與木質小屋之間凸顯著“輕”與“重”的對抗。






        它存在于窮人螻蟻般的人微言輕,和寡頭無人可以抵抗的巨大權力之間;更存在于阿諾拉和伊凡看似充滿激情、無疾而終的愛情故事中。

        之所以稱之為“看似無疾而終”,是因為愛情故事壓根就不存在。這也是為什么《阿諾拉》始終在宣傳時強調“這是一個愛情故事”——正是因為沒有愛情,這是一種赤裸的反諷。


        “A LOVE STORY"的宣傳語其實已經給出一個版本的答案

        阿諾拉“墜入愛河”、整夜尋人、和最后在飛機上決然斷情,不是劇情生硬突兀的表現。因為阿諾拉與伊凡從未相愛過,他們之間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交流,他們的關系從頭到尾呈現出一種僵硬的紋絲不動,裹著一層金錢特有的甜蜜糖漿。他們之間存在的,是愛與權力的錯位。從關系對位上來講,伊凡一時興起和阿諾拉結婚,和伊凡為了找樂子讓女傭飛,沒有任何區別:承擔所有后果的的總是后者,整個戲碼純粹是為了驅散富家子伊凡的百無無聊。


        當然,伊凡自己也是權力的被劫持者,他是一個懦弱版的彼得·潘,他的醉酒將其傀儡實質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佛羅里達樂園》中,女兒手中的冰淇淋、涂在面包片上的果醬、糖果,都成為美式貧窮的一種載體,一種即時的短暫的廉價的甜蜜。


        在《阿諾拉》中,這種短暫的甜蜜一整個轉化為伊凡帶給阿諾拉的婚姻,和隨之而來的各式狂歡。


        一棍子打碎糖果店也是美夢破碎的隱喻一種

        如果愛情不存在,那么作為女主角的阿諾拉,又是否被賦予了主體性?

        女性人物被賦予主體性,意味著人物不僅要有獨立的思想和行動能力,還要能夠在社會既有框架之外找到自我表達和存在的方式。

        但在這部作品中,阿諾拉更傾向于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角色、社會大議題的具象化——底層女性如何在資本主義、性別權力結構中被壓迫和塑造。她們的身體是工具,為了生存和提升社會地位,不得不依附于男性或資本力量,無法真正擁有對自身命運的掌控權。

        其實很明顯,肖恩·貝克沒有要拍一部女權電影,他始終在拍的是結構和階級中的“甜蜜幻夢與殘酷破滅”。他要塑造一個在整個權力結構中最受壓迫剝削的代表,要聚焦這樣一個個體的身份和命運與她所處的社會階層、經濟結構之間的沖撞,和折射。

        這一點,和《某種物質》構成本質上的不同:《某種物質》雖以女性主義為核心主旨,但卻未能成功地賦予女性角色真正的主體性。它試圖探討女性的內在思維和情感,但最終仍顯得空洞,未能有效呈現女性角色的自主性。

        但這不意味著《阿諾拉》沒有女性主義元素:當她對伊凡展現憤怒、對伊凡母親譏諷以對時,其主體性才得到最大化的體現。阿諾拉的主體性在影片將要結束之時,才開始生長,這場鬧劇,是對她成長的殘酷試煉。片尾的那場宣泄和哭泣,召喚著一個內在充盈的個體。結局,成為另一段人生的開始。

        不過,這種主體性大爆發前的萌芽狀態,也是有跡可循,紅圍巾作為貫穿全片的道具,有著非常重要的象征意義。





        前期,它屬于伊凡的母親,用來控制禁錮阿諾拉,是秩序與權力本身;中期,它成為阿諾拉在極度動蕩的環境和心態下的安慰和依靠;后期,它成為阿諾拉的憤怒、和挑戰。

        從控制工具、到庇護物、再到反抗象征,紅色圍巾的功能和象征意義不斷變化,是阿諾拉自我發展的外在暗示。

        在片尾,大雪呼應著阿諾拉卸妝后明凈的臉,故事告一段落,阿諾拉的內心世界也有所轉變。


        在《佛羅里達樂園》中,肖恩·貝克的創作手法一脈相承。乍看之下,他所刻畫的并非偏重于女性內心所思所想,而是她的外在處境。但細看,她的內心都通過與周圍世界對抗、和女兒之間的互動表現出來。這是一種非直接卻真實的展現。

        一部有著嚴肅議題的影片,如果選擇同樣嚴肅的表現形式,那么它被誤讀的概率大大降低,因為形式本身已經預先篩選了觀眾,同時它的精準受眾也早已對這樣的“靈肉”契合配套習慣,它仍屬于嚴肅文藝片的舒適區內。

        反之,《阿諾拉》這樣的作品,轉而選擇更有娛樂性,更滿足觀眾的視聽需求的表現方式,形式與嚴肅議題產生錯位,這樣的影片可能令部分原本的忠實影迷感到被背棄。這種形式的采用無法達到理想狀態,反而在處理復雜社會議題時,導致部分核心信息的模糊、失衡,也會削弱導演以往作品中慣有的情感力度。后者不僅無法幫它篩選觀眾,反而能夠招致更多的非對標觀眾,所以被誤讀幾乎是《阿諾拉》的宿命。

        即使其實肖恩·貝克這次有一個更宏觀的視角,討論我們當代所處的這個世界的割裂、荒誕、欲求、苦難,以及孤獨。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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