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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紀，人類西方人開啟大航海模式，新史西方船隊不僅向世界各地輸出槍炮與玫瑰，太陽也把各地風俗記錄帶回至歐洲。底下歐洲知識精英的無新眼光隨船隊的全球化征程，得到極大程度擴展，人類并因此形成了一種“關照全人類”的新史終極意識。該意識圍繞“人來自何處”“人要前往何處”等議題展開，太陽在后續幾百年里，底下結晶出了諸如霍布斯的無新《利維坦》、盧梭的人類《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等擁有宏大視野的經典文本。

當代一些學者把上述文本稱為現代性文本，新史將二戰后背離經典意識的太陽文本稱為后現代性文本。兩者差異有二：第一、底下歷史認識論。無新現代性文本假定歷史是一個朝某一方向演進的線性過程，其受特定規律支配，后現代性文本則否認線性論，認為歷史過程伴隨偶然性和復雜性；第二、價值意識?，F代性文本賦予歷史本身以道德性，敘事上常蘊含為個體乃至集體指明前進方向的價值目標，后現代性文本認為歷史本身無道德性可言，并有意消解宏大目標。

大衛·格雷伯和大衛·溫格羅屬于典型的二戰后學者，在其所著的《人類新史》中，與霍布斯主義、盧梭主義以及歷史進化論展開對話，通過“橫向擴展歷史考察的空間尺度”以及“賦予非亞歐世界更多的敘事權重”挑戰經典敘事的霸權性。該作反對形成于近代西方、以平等為濾鏡而構建的線性敘事，其因被認為“對西方中心主義提出了強有力的批判”以及“設置了顛覆性的學術議程”，在知識圈內掀起軒然大波。

我理解作者的意圖以及其對于自身所處文明的反思，但不認為這部作品的論證是有力的。這部作品體量較大，但敘事邏輯很不清晰簡潔，以至于讀者讀下來，易產生“沒看懂，但依舊覺得很厲害”式的感受。本文將對該作展開批判性分析。行文結構上，我將先簡述該作主要內容及寫作邏輯，而后指出該作缺點，并借此說明何謂好的批判以及何謂好的議程設置。末尾處，我將解釋為何在當代構建宏大敘事仍舊是必要且可能的學術議程。

撰文 | 陶力行

《人類新史》，作者：大衛·格雷伯 大衛·溫格羅，譯者：張帆 張雨欣，后浪｜九州出版社2024年9月。

《人類新史》的寫作邏輯

《人類新史》全書共有十二章。首章以盧梭和霍布斯為例，指出西方近代出現了一種基于原初狀態假說的歷史認識論，即認為人類的生存狀態可分成尚未等級化的自然狀態和已然等級化的社會狀態，以及人類歷史是一個背離自然狀態的過程。盧梭和霍布斯的理論有異，但都相信：（1）自然狀態下人人平等，進入社會狀態后，不平等成為現實；（2）擺脫自然狀態的標志是私有財產、城市以及國家等一系列等級性組織或結構的出現；（3）歷史本身蘊含目的性和倫理性。

作者認為，基于原初狀態假說的敘事錯誤地將平等虛設為人類追求的終極價值并以此為濾鏡構建歷史敘事，不僅把多聲部的歷史圖景簡化成以狩獵采集時代、農耕時代、城市時代、國家時代為線性序列的多階段演進過程，還抬高了人們對平等的期待。作者指出，其寫作目的就是解構平等濾鏡及相關的線性敘事。行文結構上，其先在第二章中解構平等這一濾鏡，后在三至十章中解構線性敘事，最終在第十一、二章中，指出看待歷史時應用自由濾鏡代替平等濾鏡。

第二章通過考察平等話語在近代歷史中的傳播路徑，指出歐洲知識精英原先只講自由，后轉向平等，因為他們讀到了傳教士涉及美洲原住民社會的記錄，看到美洲人享有“以平等的姿態隨心所欲地遵從或忤逆命令的自由”。在作者看來，知識精英為批判當時的歐洲政治，拿美洲原住民說事，將其生存境況敘述成平等主義的生活方式，隨即提高平等話語、降低自由話語，而后以自己眼里的原住民社會為藍本定義原初狀態。

作者指出，基于原初狀態假說的認識論賦予歷史以道德性，所以常會蘊含功能主義立場，從價值上證成歷史過程中出現過的一切產物，如國家、官僚系統等。在作者看來，國家、官僚系統的存在都會抑制自由，一旦接受原初狀態假說，歷史敘事者就會不期然地形成“社會的文明化過程勢必以犧牲自由為代價”這一信念。為消解這一信念，作者在第三至十章中通過引證各種考古材料解構經典的線性敘事。

盡管線性敘事者內部常有觀點差異，但都有“將導致歷史質變的重大事件——如私有財產的出現、農業革命的發生、國家的形成等——確立為歷史端點或結點”以及“聲稱這些事件是必然的且會永久性地改變人類行為模式”的傾向，因為線性敘事模式下，歷史是一段有始有終且路徑明確的過程?；诖?，作者采取四種策略瓦解線性敘事：解構原初狀態假說、解構從落后至先進的進步假說、解構歷史端點/結點假說、解構關鍵概念。

例如，作者在第三章中使用第一種策略，指出若干被過去人類學家當作平等主義典范、用以例證原初狀態的社會案例，如哈扎人、溫達特人、努爾人，其實并不平等且社會內部隱含等級制，但這些社會中的個體并沒因等級制的存在而把不平等當作一回事。作者試圖論證，人類學家之所以會用這些社會例證平等主義，是因這些社會下的個體，生活放松、精神松弛以及能夠隨意流動，以至于旁觀者誤以為他們是在“享受”平等主義原則，盡管他們本人無所謂平等不平等。

例如，作者在第六章中使用第二種策略，指出歷史學家無法根據食物來源劃分出“落后的狩獵采集時代”和“先進的農業時代”。作者論證，新石器時代的一些部落在獲取食物方面雖以狩獵采集為主，但他們在當時已經掌握種植術以獲取食物和建筑原材料，因為種植是人類與自然界互動的先天能力。在作者看來，兩個時代的劃分源于認知誤解，即歷史學家錯誤地把種植方式日漸擴散的“量變”視為人類生產模式從狩獵采集整體轉向種植的“質變”。

例如，作者在第八章中使用第三種策略，指出標準教科書錯誤地將早期城市的出現當作推動等級性機構的發展、人類社會的大規?；壍膭恿π允录?。作者論證，早期城市是多樣的，就現有的考古學證據而言，有些城市有復雜的官僚系統，有些城市則比較扁平，連廟宇這樣的功能性組織都不曾有過，而在有些地方，即便未形成城市，也已出現具備組織特征的大規模群體。作者認為，城市的出現與人類組織形態的發展沒有必然關系，所以轉折點假說不成立。

《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1766年繪

又例如，作者在第十章使用第四種策略，指出目前所有關于國家起源的討論都基于功能主義定義，即同質化地將國家理解為“在特定領土范圍內具備合法壟斷暴力的組織”，然后根據該定義回溯政治史，將國家起源定位于古埃及、印加時代的秘魯和商代中國等早期政治體的出現并以他們為樣本討論國家的起源。作者認為，符合上述定義的國家需同時滿足三項原則，即主權、行政和魅力型政治，但古代政治體通常只滿足一條或兩條，所以無法基于上述定義討論國家起源。

整部作品都在從事解構性工作，解構原初狀態、農業革命、城市出現、國家起源等今天為大多數人耳熟能詳的概念或議題，其目的就是削弱平等濾鏡、線性敘事，提升自由濾鏡和多線敘事。作者眼里，人類社會早期是多樣自由的，即便是如今強大的西方社會，一旦回溯至早期，也只不過是早期人類探索生存模式的諸多可能性之一，但近代西方人強大之后，將基于自身立場構建的線性敘事霸權化，導致后人對早期社會之多樣性和非西方脈絡下的自由探索視而不見。

為矯正這一認知，作者不斷引證、厚讀非西方區域的考古證據，借此說明非西方區域并非西方人所想象的那般單調無聊。作者強調，進步的線性敘事是啟蒙思想家基于當時歷史情景與自身價值觀而制造出來的神話，當代絕大多數有關人類歷史的敘事也都在假定這一神話正確的前提下展開，但是，一個好的研究應該基于現實而非神話。其眼里的現實是，早期人類社會廣泛存在三種自由，即隨意遷移的自由、無視或不服從他人命令的自由以及塑造全新社會現實的自由。

讓作者遺憾的是，隨著社會的演化，當主權、官僚制和競爭性政治匯聚并結晶成被稱為現代國家的強大組織時，這三種自由全然退場。作者暗示：真問題應是自由的衰退而非平等的衰退，正是因為國家的步步緊逼，自由才會步步退后，但國家的緊逼是人基于自身認知不斷強化的結果，若不是人們對于平等的高期待，就不會給國家權力的擴張打開后門，因為分配系統的重置往往依賴于國家權力的強制性調整。

作者寫了這么多，無非想告訴我們，我們以為的那些理應存在的事物并非必然，我們對于這些事物的信念無非是一種從進步主義立場出發的事后肯定，而這種肯定會束縛我們對于未來的探索，因為我們會誤以為自己未來的行動必須以這些事物的存在為前提。

本書作者大衛·溫格羅（左）與大衛·格雷伯。

《人類新史》的待商榷之處

作者是一名毫不掩飾的自由主義者。就個人態度而言，我認同作者的立場，即認為自由高于平等，也認同作者的一個觀點，即把平等話語強化為主要的問題意識這一行為本身會串聯出諸多問題，還認同作者的一個基本判斷，即當代學者經常以含混的方式使用原初狀態、農業革命、城市、國家等語詞造成了無數認知錯覺。但上述幾點不足以讓我覺得這部作品的論證是充分的。簡單地說，這部作品有以下幾點值得商榷：

第一，原初狀態是一種演繹性假說，無法用經驗材料證實或證否?，F代人眼里，早期社會相對于現代社會是單調扁平的，一旦將歷史認定為單調性遞減、等級性增加的趨勢，那基于縱向時間分布的累積性原則而演繹出的歷史起點必定是人人平等的無差別狀態，即便作者能基于橫向空間分布的異質性原則說明“早期社會內部是多樣的”，也不足以否定原初狀態論者從縱向角度做出“早期社會是單調扁平的”這一論斷，因為兩者考察尺度、視角、參照系都不同。

人處在歷史之中，憑借有限能力掌握局部歷史，但人總想跳出局部片段以獲得對于歷史本身的整體性把握。人能做的只是通過歸納、分類、排序各種已然獲得的經驗以分離出局部的歷史規律，然后從中演繹出全時段的歷史過程。演繹方式有兩種，一是線性史觀下，將全局敘述成局部的延長，二是循環史觀下，將全局敘述成局部的重復再現。原初狀態理論是前一種史觀下的演繹產物，作者若想將其解構，需構建循環性敘事并論證循環性認識論優于線性認識論。

第二，作者敏銳地意識到隱藏在線性敘事背后強烈的排他性，并援引考古學材料例證被排他性敘事遮掩的多樣性，但僅靠增加證明多樣性的證據不足以削弱線性敘事的霸權性，因為當代線性敘事的吸引力源于敘事者能夠提供肉眼可見的考現學材料，如高樓、飛機、計算機等工業資本主義崛起后的物質形態，而這些都是早期社會不曾擁有的。若讀者拿考現學證據作直觀對照，以例證自然選擇、線性敘事以及先進/落后二分法的合理性，作者該如何回應呢？

人類在認知上傾向于將事實與價值串聯，如賺了錢的商人總會宣稱其賺錢是因采納了對的經商理念，即便兩者沒什么關系。同理，西方人構建的當代線性敘事之所以會得到廣泛認同，是因工業資本主義內生于西方?；舨妓?、盧梭的文本原本只是些地方性知識，但工業資本主義的勝利將它們推向全球，使其成為其他文化或文明精英學習的普世性文本。要削弱線性敘事的霸權性，首先要在事實與價值之間作切割，可作者一直陷入在兩者的糾纏之中。

《努爾人》劇照。

第三，能解構概念，卻不能解構歷史。概念的有效性不在于其能否涵蓋所有情況，而在于其是否可用作適當的分析工具。作者認為應取消國家起源或農業革命之類的說法，因為這些說法將人與自然界多元的互動方式以及人類復雜的政治行為簡單化、片面化，高估了農業、國家對于歷史進程的意義。但是，先前學者的種種說法也非無中生有，而是基于特定比較視野而捕捉到的顯著性現象。即便過去學者關于歷史分化或變遷的描述不準確，也無法否定變遷的顯著性。

作者認為國家起源問題是假的，因為無法對國家下統一定義，但他無法否認被稱為國家的組織的形成必然伴隨政治權力的重組與合并以及強制性力量的介入，若將國家起源問題轉變成政治重組問題，那采用統一概念及定義依舊有效。作者認為種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所以無法得出農業革命這一說法，但是將種植能力轉換為政治勢力的建構性力量卻是特定條件滿足之后才會發生的事，若將農業革命理解成農業的政治化，那農業革命的說法也依然有效。

第四，踢掉一個假問題后，又抬出一個新的假問題。作者認為，基于原初狀態假定的線性敘事是一種基于平等主義而構建的神話，但平等主義濾鏡是啟蒙思想家及其后繼者基于自身價值觀強加的且平等一詞本身有較大的詮釋空間，于是提出一個所謂的真問題，即“為什么早期社會的自由會隨著人類社會的演化而退場”?？墒?，這個新問題中的自由也是一個有較大詮釋空間的語詞，以及該問題也是作者因自身自由主義立場提出的，讀者為什么要接受呢？

自由和平等都是感受性形容詞，使用該類語詞構建研究問題通常隱含無法成立的假設，因為這些語詞會因使用語境的差異發生語義漂移。例如，有些人用遷徙范圍測量自由，有些人用免于勞動的壓力測量自由，由于標準不同，在某些人看來自由的社會在另一些人眼里會顯得非常不自由。研究問題一旦隱含模糊表述，后續討論就會陷入混亂的語詞之爭。按我看法，作者雖然拋掉了“原初社會是平等的”這樣一個舊神話，卻又在制造“原初社會是自由的”這樣一個新神話。

第五，作者沒有意識到把自由當作價值核心同樣會串聯出一系列社會問題。人與人有先天稟賦之間的差異，在不設置限制性條件時，強稟賦者不僅能進入更快的上升通道以及獲得更多的物質積累，還能根據手上已有資源設置各式壁壘以抑制弱稟賦者。例如，不同人的言語稟賦能力不同，有些人能口若懸河，有些人則總是詞不達意，在以強調論辯能力的場合下，即便后者占理，前者也能壓制后者。

價值是人類排序、分類、篩選事物或行為的話語，人類社會內部分化，居于不同位置的人通常采取不同的生存策略，所以任何社會內部都會并存多種價值話語，差別只在于不同社會下，話語分布不同。但是，任何社會一旦被某種話語主導，那該社會就會形成因另一種話語缺失而引發的問題，如過于講究自由，貧富差距就會過大，過于講究平等，社會惰性就會迎面而來。這個意義上，任何一種價值的信徒都要警惕被自身所信價值綁架的風險，而作者缺乏這點警惕意識。

整部作品更像哲學論辯，而非經驗研究。作者筆下的考古學材料無非是他反對主流觀點的道具，而不是他研究的對象。正因此，他對于考古材料的解讀經常是任意的，有時候甚至有意混淆視聽，文本出現了大量的“可能是”“我們也不清楚”“沒有文字記錄，但至少是”這樣的含混表述。既然說不清楚，為什么不閉嘴？既然只是可能性猜測，為什么還要提？按我個人看法，這是一種極不老實卻又想蒙混過關的學術態度。

巴勒貝克遺址。

構建宏大敘事何以可能？

在人類學家的多重解構下，建立宏大敘事依然可能嗎？有可能，但需承認下述三條原則：第一、歷史是累積性發展的，即前件決定后件；第二、基于特定認識論而形成的文化行為是有連貫性的；第三、敘事需從經驗而非意識形態出發。歷史是人類社會的內生性現象，如果要對人類總體歷史建構宏大敘事，需從物種比較出發，挖掘人類性，將人類歷史的一切產物理解成人類性——或人類文化行為——的結晶，將人類歷史理解成人類性結晶的變遷。

盧梭、霍布斯甚至黑格爾的宏大敘事之所以有問題，是因他們視野有限，站在西方內部敘述西方史，卻誤以為自己是在講述人類史。只不過他們生產的地方性知識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推動下成為全球性的知識劇本后，框住了大多數后世學者的思考范圍，形成了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堡壘。若要跳出西方中心主義建構西方歷史的宏大敘事，需基于文明比較，重新挖掘西方性，將西方人制造的一切產物理解成西方性的結晶，將西方歷史理解成西方性結晶的變遷。

《人類新史》英文書封。

無論建構宏大敘事，還是解構宏大敘事，都夾帶著特定的政治意識和價值取向。黑格爾構建歷史哲學，是因他想論證日耳曼乃西方歷史之高點，京都學派構建東亞史是因他們想說明日本乃東方歷史的終點。宏大敘事是知識分子參與國家建構——尤其是心靈建構——的產物，宏大敘事越成功，國家的軟實力越強，越能為硬實力背書，國民也會越自信。反過來，解構宏大敘事越成功，國家的軟實力越有限，硬實力越不會濫用。這點而言，建構和解構都有積極意義。

本書原版的副標題叫“人類新史”，但我并沒有看出這部作品新在哪里。其既無新語法，也無新視角，還無新觀點。話雖如此，但我依舊會肯定這部作品在西方脈絡下的積極意義，因為其有助于一定程度地削弱西方的話語霸權。但需提醒的是，這部作品目前已然成為全球性作品，在一些學界大人物的吹捧下，讀者很容易不假思索地將其全盤接受，把作者的問題嫁接成自己的問題。如果是這樣，那還不如棄之不讀。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陶力行；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校對：盧茜。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周刊》2023合訂本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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